马英九“为正体字请命”
一位内地读者将《聆听父亲》翻到扉页递给张大春，请他签名。张大春问：“要题上款吗？”这位读者一愣，旋即说要。于是他接过名片，用钢笔写下遒劲的两行字。3月30日当晚，张大春又与沪上朋友铺开笔墨宣纸，他的书法颇有筋骨，透出童子功。
记者对台湾学者龚鹏程的采访便从“中国人写字”谈起。龚鹏程刚在台湾、澳门举办了个人书法展。他说，中国过去一向讲究书法，“字像一个人的面孔”，台湾人 自小习书法的很多，写得一手好字不稀奇。今天在大陆，文具店里似已看不到那种描红本和米字格本了；而青年女子初识男子看人亦要“看看字写得如何”的风气， 也已成为历史。
文字崇拜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。有一年，学者丁学良在台湾南部高雄一个叫美浓的客家村落看到“焚字炉”（印刷或者手书文字的纸张，须捧到此炉焚烧）遗址 时，忽然想起在他的家乡，安徽宣城一个叫金宝圩的村子，也曾有这样的传统：当地人对一切印有文字的纸片很是恭敬，偶尔得到半张旧报纸或收到城里寄来的一页 信，读后都要挖个小坑埋起来，或者放进灶膛里烧掉。
1956年，大陆推行汉字改革方案，简体字（台湾学者认为应称“简化字”）取代了繁体字（台湾学者认为应称“正体字”），台湾仍沿用繁体字。今年两会期间，宋祖英、黄宏等政协代表联名提议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。而去年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因为“联合国2008年要用简化字取代正体字（繁体字）”的传闻，邀请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李鍌专门探讨“正体字”与“简化字”。李鍌教授，正是最近从台湾引进大陆的《国学基本教材》（“台湾中学生必修教材”）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。
马英九对正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议已关注十多年。早在1993年 任台北市长时就曾发表讲演，“为正体字请命”。他认为，正体字是祖先传下的正统文字，不仅保存了文字的优美，具有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等六 书意义，易于学习，还可以保存、发扬传统优良文化。他举例说，大陆许多人也偏爱正体字，譬如前总书记江泽民签名一定是用正体字，因为美。
龚鹏程认为，用简体字来教小朋友识读应用，存在问题。“老師的師，现在写成师，刂与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都不是部首，请问该查什么部？頭，本在頁部，现在写成头，请问查什么部？葉，本是草木枝叶，故在草部，现在变成了叶，该查口部吗？衛，現在成了卫，查什么部？聖人的聖，现写成圣，又像怪人，又像老土，查什么部？……”李鍌的建议是，两岸正体字与简化字的趋势，可朝“识正写简”的方向走，即在印刷及正式场合中使用正体字，至于手写，方便即可。
从内地部分网民对这些言论的回应来看，在死记硬背模式下识字的一代代新人，对每个汉字的来历不是特别感兴趣，也不觉得繁体字有多么重要，因为大家几乎不看古书。
从小知道什么是对的
龚鹏程说，他小时候读的也是现代化的学校，但幼年在家中习得一些基本的文史知识，入小学后又遇到黄灿如老师，有过一段寒暑假在老师家中背诵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的时光，有点类似从前的私塾教育。
高中时，他们的国文教材即是“四书”：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龚鹏程说，日治时代的台湾“汉书房”极盛，有一种朗读法名曰“文读”，即用闽南语诵读四书五经，读得摇头晃脑，音韵四起，很是壮观。
“这些浸淫，是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一个中国小孩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、熟悉感。传统经典就像我们童年的玩伴，一起玩得不亦乐乎。如果从小不接触，成年后再去学习，未免会有隔阂，会心有畏惧，仿佛在做一件很困难的事。”
龚鹏程并不奢望这些传统经典直接兑现为一个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。因为一个孩子除了在学堂念书，回家还会看到父母如何相处、如何待人接物，还要独自 经验人生。“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”他说，“‘临财毋苟得，临难毋苟免’这种教化要转化为个人道德，是一定要从经验里来的。你从小知道什么是对的，那么在 抉择时或许能够稳得住。”
台湾学者傅佩荣曾说“国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基”，大陆出版人叶匡政对这句话有切身体会。年轻时，他读的多是西方文学与文论，30岁 以后才开始系统阅读传统文化书籍，由此“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血脉”，认识到“只有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有渊源、有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中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行动 的意义”。在他看来，人们常说的历史感，不仅包括个人的记忆，还有关于民族文化的记忆；沦落为“文化孤儿”，东讨一口，西乞一勺的情形是难堪的。因此，2006年后他将工作方向转向国学，引进了台湾的那套《国学基本教材》。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看过后说，大陆十几年都不一定能编出这样的教材。
龚鹏程认为，这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的境遇，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，而台湾另有一份心路历程：寻求文化身份。
“我们要唱中国歌”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留美博士廖文毅最早在东京提出“台湾民本主义”的主张，他认为在四百多年的殖民经验里，台湾本土文化（原住民文化）受过中原文化以及印尼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日本等文化的影响。他的“先天混血论”曾受到后来的学者如黄昭堂等人的批判。
就一个世纪的变迁而言，1895年甲午战败，台湾割让给日本，岛上民众的心态有些类似犹太人：无家可归，寻找家园。吴浊流写于1943年的小说《亚细亚的孤儿》，揭示了殖民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悲情；而李昂的小说《迷园》也写出了主人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的迷惘失措。《亚细亚的孤儿》后来被罗大佑谱成歌曲，传唱了几十年。
日本战败后，台湾为国民政府收复，蒋介石在全岛推行儒家教育。据龚鹏程说，蒋中正最推崇王阳明，故将草山改名为阳明山。这种儒家型社会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中是具体可感的，比如尊师——20多年前，一位老师去买东西，摊主或售货员一旦得知他的教师身份，态度会很不一样，便宜些或者服务更周到些；学生家长对老师的态度也是恭敬有加。五伦关系、人在社会中的进退，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制约。
龚鹏程记忆中，台湾传统文化最美好的时光是70年代中期到80年 代中晚期，那时候经济状况良好，文化也呈现昌盛景象。当时有几大论战，譬如“我们要唱中国歌”，由此掀起校园民谣运动；林怀民的云门舞集，郭小庄的雅韵小 集，都是在西方样式中糅进中国元素；还有学术界的“科学文献能不能讲中国话”、“比较文学要建立中国学派”等等，都是在努力凸显中国性与中国品味。
出版人严搏非经营的季风书园与台湾联经公司有合作，他因此与对岸知识人多有接触。他对记者说，“台湾的知识人要比我们这儿诚恳，对知识有敬畏。中国这30年旧理想毁了，直接进入了一个以庸俗为正当的年代。本来我们就没有知识贵族，传统文人中自恋轻薄的那一面发展起来，对今天的社会风气造成很大影响。有时候接触对岸的知识人，他们身上尽管也有文人气，但还是积极健康的那一面要多一些。”
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
今天，无论走在上海、北京，或者台北、高雄的大街上，青年女子多着牛仔裤，而且低腰，露一截子白肉——跟纽约、东京街头齐步。那种腰际扣扣子、裁剪也体贴女性的中式长裤只有在唐装工作室里才能见到，但很昂贵。
麦当劳、可乐、动漫、游戏机，全球青少年变得相似，文化差异性越来越小；成功、奋斗、财务自由，这些关键词占据了许多人的头脑，价值观愈发趋同。美国大学生讲不出南北战争那段历史，中国青年对“文革”一段恍若隔世，关注的只有当下和实用。比尔·盖茨不仅缔造了一个IT帝国，也在全球促生了一代或几代知识结构单一、心灵单一的IT人。
龚鹏程认为，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基本上是格格不入、甚至全面对立的。比如《老子》的精义是“守柔”、“无用”，儒家追求“明其道不计其功，正其义不计其利 ”，而后工业化时代的诉求是“做大做强”、“实用论”以及“工具理性”。当现代人无法面对与物质丰裕同时到来的心灵失衡时，“眼前无路想回头”，于是重拾 传统，开始读经。
事实上，近20多 年来，台湾遭遇与大陆同样的问题：现代化。台湾同样人际关系疏离、家庭关系紧张、离婚率居高不下……台湾新儒家近年来做了不少努力，如曾昭旭针对现代社会 被扭曲的夫妻之伦，开设了爱情辅导课程，四处演讲。龚鹏程说，毕竟“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”是令人心生温暖的可接受的价值观。
“与传统断奶”
李登辉、陈水扁时代，去中国化的粗暴言论在岛内四起，在龚鹏程看来，这反映了台湾社会整体绝望的心态。因为大陆在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搞改革开放，由此走向世界，从此代表中国，而台湾不再代表中国，它在复杂历史背景下构建的中国梦破碎了，因此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“寻找台湾文化属性与内涵”、“与传统断奶”，试图与传统文化拉开距离，撇清关系，甚至不惜打压……凡此种种，皆有其历史成因。
历史上，中原文化也曾凭借其强势，以沙文主义姿态压迫原住民文化（如高山族的山地文化、雅美族的海洋文化）和闽南人的区域文化，而族群、地域的归属感本是人之常情。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彭小妍在著作中提到，沈从文从1929年起创作了一系列苗族故事，把苗族社会描写成理想世界，批判汉人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扭曲。夏志清在60年代曾说它们“脱离现实，不值一评”。然而，1980年代沈从文公开了他的苗族身世，这些文本便展示了全新的意义。
龚鹏程说，80年 代后，本已淡化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化，去中国化成为政治操作的手段；而民主化成为现代化的标帜。“可是拨开表层的符号与形式，我们就会看到分类械斗、地域 宗亲组织与观念、地方豪族与绅权、宗教动员、黑社会帮派运作等传统社会的那些东西。而那些传统的组织及运作模式，在大陆大抵久已不存了。也就是说，中华文 化在台湾，还不只是一种灵魂气候的存在，它还有社会实体组织性存在的基础。这些社会性存在，也会有些变貌，以符合新时代之需。但就像台式日本料理一样，看 起来是日式的，吃在嘴里，却不折不扣是中国东西。”
在今天的台湾，知识分子的分流比较清晰：一部分对传统文化有割不断、理还乱的眷恋，其中一些选择到大陆发展；很大一部分在苦苦寻找“台湾自己的文化”，在夹杂了汉语、客家话、闽南话、片假名、英语的近代文史资料里打转；另一部分，是“非断奶不可”的强硬派。
